道周快马加鞭，加快行军，并向隆武上《将出关疏》，疏中向隆武汇报徽州受困的情况，建议直接领军出关，支援徽州。
隆武获悉后，下令让郑鸿逵从北路，方国安从西路出兵，两路兵马对敌军形成牵制之势，支援徽州。然而，没有郑芝龙的允许，郑鸿逹拒绝出兵。新入伙的方国安为了保存实力，也按兵不动，在一旁观望。
形势危急，不能再等了，道周带着四五千名书生组成的扁担军，出关迎敌！

九月二十五日，行军出仙霞关。
在随同道周出征的将士中，有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，叫施郎，福建晋江人，跟随着他的族叔施福，统领2000名水兵。
施郎曾经跟过郑芝龙，有大战经验，觉得道周这支队伍纯属乌合之众，一旦遭遇清军主力，肯定不堪一击，还没开战，败局已定。
因此，他建议把义军遣散，让道周带着几名随从绕小路到赣州，以内阁首辅、督师的名义接管赣州，然后以此为据点，节制和调遣南赣、湖广、广东、广西等明朝的各镇余部，统一收揽指挥权，然后会师北伐。

道周听后沉思良久，这建议十分动人，让道周颇为踌躇。
反复斟酌之后，道周痛下决心，对施郎说：“你的想法很好，能切中要害。可是我受命出关，如何能够中途放弃？成功了，那是太祖显灵，大明江山社稷的福份；不成功，我一死成仁，为天下士民做个模范！”
施郎再次力劝，道周说出心里话：“你有所不知，倘若就这样把义军遣散，就会留下口实，朝中马上有人要治罪于我。天下虽大，哪有我黄道周的容身之处？”
道周的语气悲怆而又坚决，自叹道：“我只是一块舂药的顽石，无力可补苍天，徒留一身药气，让世人闻闻罢了……”

其实道周很清醒，让他的书生扁担军去抵抗强敌，结果没有一点悬念。
施郞的建议看上去很美，但实际上过于简单，而且风险大，操作性低。清军已经围困徽州，一旦徽州失守，唇亡齿寒，赣州也很难守得住。连朝中的重臣郑芝龙都不听节制，如何敢指望各地势力能乖乖听指挥？况且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时间紧迫，想调遣和节制各地势力，谈何容易？
到时候，道周很可能前功尽弃，丢了义军，自己成了一个陀螺，只能不停地瞎转。 不但白白忙活，还落了个弃军之罪。

施郎见建议没被采纳，自己跑了，去投靠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，后来又跟郑成功闹翻，变节降清，当了福建水师提督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施琅，成了施大人，带领清军打败郑成功余部，成功“解放”了台湾。
晚年时他与闽南的另一位清初名臣李光地常有往来，没事喝喝小酒，吹吹牛，口述自己当年的发迹史，他跟随道周出征的这段经历便被收录于李光地的《榕村语录续集》。
顾诚编写《南明史》加以引用，并作为道周迂腐、不通权变的一个力证。应该说，顾诚治史严谨，资料翔实，但由于受到时代限制，常常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而不能自拔。像刘宗周、黄道周、史可法这类的明朝卫道士，是难入他法眼的，总以成王败寇的功利角度去苛责他们。施琅讲述这段经历时，已经是清廷的一位要员，他的角色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，也影响了他对事实的陈述和判断，顾诚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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